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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历史上与民国时期为敌的大清遗老郑孝胥,伪满总统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寓居上海,近代诗人和书法家。资料图片1923年8月22日,一辆马车匆匆驶入紫禁城神武门。车中的客人先来到内务府朝房,与几位
遗老见了面,正午时分,他来到养心殿,看见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人。很快,静谧的宫城中隐约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年轻的逊位皇帝后来回忆到:「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
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郑孝胥同样心绪难平。这个对
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慨叹,自从他辛亥年离开京城,到此时重返,十三年时光悠忽而过,「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诚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乱」,他的人生也许会大不一样。十三年前。郑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轮上,瞩望远方,只见海波汹涌,与长烟落日融合于天际,顿时心旷神怡。他在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此时是1911年7月,郑孝胥51岁。一个月前,他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职,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的仕进之路亦从青年时期开始,他于1882年中举,历任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驻日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仕途不可谓不顺畅。但是,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这一切都远远不够。1905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在龙州宴客演戏,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观众上千人,军民欢呼,烟火漫天。目睹盛况,郑孝胥飘飘然对人说道:「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这一年,他给朝廷的辞呈获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后来他对妻子透露心迹道「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显然,郑孝胥试图待价而沽,并一举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用他后来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1906年,随着立宪运动的高涨,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会长。然而当各省咨议局兴起,公会影响力降低,郑孝胥也逐渐失去了踪影,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借债筑路了。一个笑话便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据说,在清廷1907年举办的一次宪政讲座上,有人曾问郑孝胥,中国如何才能富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哪两字,曰:「借款。」问借款如何能使国家富强?曰:「我们借了外国人的款,外国人便穷了,我们便富了。安得不强?」众人愕然。当然,在这件事上,郑孝胥不仅只会说空言高论而已,1910年春节,热情高涨的郑孝胥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亲赴东北,参与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签订。此事后来被舆论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言良行」。这一切,无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1911年6月20日,郑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朝廷刚端出了旨在借债修路的「铁路国有」政策,并被舆论解读为「与民争利」,再加上「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郑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的,此时他正在京城参与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后,他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内的一座府邸,镇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三个人议论起武昌的情况。郑孝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要的第一条,是以兵舰速攻武昌。盛宣怀则依旧对铁路放心不下,他当场给湖北都督瑞澂打了个电话,让他一定要「力保铁路」。当然,这与郑孝胥不谋而合。然而,郑孝胥很快发现,现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铁路那么简单了。当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气氛中。10月15日,郑孝胥翻开日记时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写道,昨天,数万人涌向大清银行挤兑,大清钞票在城中已是废纸一张,买东西只能用银元。又有谣言称京城将有变,居民们相继出城逃难,以至于火车已经坐不下了,内外城随即戒严。五天后,一个日色黯淡的午后,郑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纸书写潦草的谕令,让他马上回任湖南。当天下午,他去琉璃厂买了一串朝珠,带在身边,好像全然没有在意老大帝国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郑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轮。不过此时的情景,与数月前他赴任时真是天壤之别。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记中,郑孝胥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他冥想万端,种种悲苦凄凉,一起涌上心头。他写道,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偷安苟活,但是还算不上暴虐苛政。现在依旧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灭宗祠的年代。倡言乱事,就是流毒全国,绝非「仁义」。10月29日,渡轮开到上海,郑孝胥得到消息:湖南咨议局已经成立,盛宣怀已被革职永不叙用。时局至此,他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去上任了。郑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楼」住了下来。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事情,是怀揣孔孟之道的郑孝胥始终无法理解的。当他得知立宪派领袖张謇已经转向支持革命,出离愤怒。他大骂道,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有所谓「失心疯」者,就是如此。遥想当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郑孝胥是少数陪着他徜徉于上海马路上、排愁分忧的莫逆之交。
同时,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阵子,就开始在日记中抱怨道,现在各省群雄并起,已无净土,只有他袖手旁观于「海藏楼」,这难道是天意不让他进入这摊乱局吗?他觉得,只要让他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事实上,自从革命爆发后,郑孝胥的行事便带有左右逢源的特征。他建议朝廷派海军速攻武昌,然而当萨镇冰率领海军压境时,他又按照东南名绅赵凤昌的意思,给萨镇冰去信,劝他不要使生灵涂炭。12月9日,朝廷谕令,准许人民自由剪发,当天,郑孝胥就带着儿子把辫子剪了。这似乎都说明,他试图积累信用,伺机「用世」。
但是,这依然是郑孝胥的一厢情愿罢了。就在南北谈判时,一张传单也开始在上海悄然流传,上面绘声绘色地说,最近袁世凯派了人携巨资跑到上海,邀请各报馆主任吃饭,运动他们在报纸上反对共和。席间,郑孝胥最为激烈,他破口大骂革命党人道:「小孩子们何能成大事!」尽管这个秘闻后来被证明是讹传,但由此可见郑孝胥在时人心中的形象。传单散发后,郑孝胥开始频频受到革命党人的威胁,有的甚至说道「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如此,出山「调停」之愿望自然胎死腹中,郑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楼,坐看花开花落。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早已被时代远远地甩在身后了。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对昔日部下所说的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为其心态的注脚:「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他都只能当大清的遗民。12月18日,郑孝胥深夜四点起床,抄写《伯夷列传》。其时,窗外风雨大作。
1912年2月12日,身在上海的郑孝胥发觉天气骤暖,并已有了早春的气息。同一天,清廷在紫禁城颁布退位诏书,历史就这样平静地翻开了新的一页。郑孝胥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奉召进京,与圣上对陈国策。乾清宫中,光绪的身形十分瘦弱,说话的声音似乎还不如郑孝胥响亮,当郑孝胥递上自己的折子时,折子还没有触到案台,皇上就已经伸手来接,显得谦逊异常。在几天后的一首诗中,郑孝胥感怀道:「皇帝破资格,不忽一士微。」十年之后,光绪病逝,郑孝胥做了一篇感情真挚的哀辞,他说,自己承蒙皇帝赐予国士的待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报答,真是眼枯心腐!人生世间,知己难得,欲报知遇之恩者,请及时报效——君君臣臣的道义,郑孝胥从未忘记。尽管,他此时身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正在痛陈专制之弊。
如今,
建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没了皇帝,在郑孝胥眼中,「今之天下,是乱臣贼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对于这个把恪守道义看得极重的士子而言,不管他是否还有经世致用之心,他都要如同伯夷叔齐那般不食周粟。他甚至为皇室的不争气哀叹,「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1916年10月10日晚,
第五个国庆日,郑孝胥约朋友在饭馆吃饭,发现百姓休业,街上的学生举行提灯会,喜气洋洋,于是不禁骂道,「真醉生梦死之徒也!」数年间,郑孝胥又回到当初轻世肆志的名士生活,他凭著一手极其出色的书法,鬻字为生,其收入竟然远远超过当时的大学教授。可是,他写诗书字,绝不用
纪年,鬻书求件,凡有「民国」字样者,一律置之不应。彼时,有人为「海军员弁」求书,郑孝胥说,「海军员弁皆民国衔,吾安能书?」民国的官更是不当,段祺瑞欲召其入阁主掌交通,郑孝胥的复电只寥寥数字,曰:「家有小事,弗克应召。」不应召,还要说是因为家有小事,羞辱之意不言自明。他后来曾对人说,「吾与民国乃敌国也」。
然而,故国何在?这个问题,当他再一次听到紫禁城的召唤时,已经有了答案。1924年2月,也就是那次激动人心的君臣相见之后半年,试图振兴祖业的溥仪正式将郑孝胥封为「懋勤殿行走」,并派为掌管内务府大臣。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和君臣之道再次合二为一,郑孝胥再一次拾回了当年的激情。在宣统皇帝的回忆中,这个六旬老人说话时,永远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他给溥仪讲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他在给溥仪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他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还有一次,君臣商量康有为赐谥的问题,郑孝胥说:「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矢志复辟的郑孝胥,仿佛已经看见故国在向他招手了。「究竟谁是当家?」事与愿违。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迫使溥仪取消帝号,搬出紫禁城。年轻的皇帝先后避入醇亲王府,德国医院,日本使馆,最后出走天津。对于心比天高的小朝廷来说,如此狼狈的境遇,实在是一种讽刺。郑孝胥自然明白,单凭他们这些遗老的力量无法成事。他提出,应该引入外国势力襄助,「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必然亡于共管。」只要有国家愿意帮其复辟,将来可以给它以特权,让其开发和经营中国。他和溥仪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日本人是郑孝胥找来的第一个外援。在他极力撺掇下,1931年11月,溥仪夜色中赶赴白河岸边的一个码头,乘着日本人的汽船,秘密离开天津,奔赴东北,启动复辟计画。然而溥仪很快发现,一切和想像的都截然不同。先是1932年初伪满洲国建立时,日本人许诺给他的「皇上」变成了「执政」,接着,1932年8月18日,郑孝胥拿着一份与日本人商议好的密约来找他。在这份密约中,日本人提出,伪满洲国必须出让大量利益,才能换取他们对称帝的支持。溥仪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这是谁叫你签订的?」毫无疑问,一旦他在上面签字,汉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郑孝胥说,这是他早就与日本人商量好的。溥仪顿时大怒道:「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郑孝胥说:「臣不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听了这话,溥仪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怒气冲冲地注视著郑孝胥带着签字后的密约离开。但是,溥仪或许不知道,郑孝胥此刻内心的挣扎。
1932年9月15日,郑孝胥作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籐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有签字仪式现场当事人回忆,他带着议定书走进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前,在休息室看到,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面部在痉挛。武籐致辞表示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后,郑孝胥致答辞,但「郑孝胥总理想快一些致答词,可是说不出话来,他的嘴蠕动了半天,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神气。时间5秒、10秒、30秒过去了,可这位总理欲发言而不能出声,我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像波涛起伏,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激情」。「我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讲话快点结束,我打开议定书暂不填写日期,希望尽快签字。然而,当要一份一份地签字时,郑总理恢复了平静。他好像是刚刚抽完羊角风」。郑孝胥似乎又一次说服了自己。9月末,他告诉法国记者,自己要营建的是一个乐土,行的是「王道」。
「道」是什么?对这个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许它包括用世,包括礼义,也包括君臣,然而对于民心、大势,它却总是太过冷酷,而对于郑孝胥本人,又实在太过沉重。但是,终其一生,郑孝胥都没能将它摆脱,哪怕不得不因此倒行逆施。郑孝胥没能看到大清中兴的那一天,当他开始按照既定计画,呼吁其他国家参与「共管」,分享日本人的利益时,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1935年5月,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他,被日本人以需要养老为名相逼,被迫自行辞职,并被软禁在家。1938年,79岁的郑孝胥暴卒于长春,他被埋葬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陵附近。最终,郑孝胥只是在大清开国者的坟茔旁,静悄悄诉说著那未完成的故国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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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22日,一辆马车匆匆驶入紫禁城神武门。车中的客人先来到内务府朝房,与几位大清遗老见了面,正午时分,他来到养心殿,看见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人。很快,静谧的宫城中隐约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

图片 1郑孝胥与他的儿子

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年轻的逊位皇帝后来回忆到:“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郑孝胥同样心绪难平。这个对大清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慨叹,自从他辛亥年离开京城,到此时重返,十三年时光悠忽而过,“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

诚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乱”,他的人生也许会大不一样。

做官

十三年前。郑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轮上,瞩望远方,只见海波汹涌,与长烟落日融合于天际,顿时心旷神怡。他在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

此时是1911年7月,郑孝胥51岁。一个月前,他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职,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的仕进之路亦从青年时期开始,他于1882年中举,历任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驻日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仕途不可谓不顺畅。

但是,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这一切都远远不够。1905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在龙州宴客演戏,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观众上千人,军民欢呼,烟火漫天。目睹盛况,郑孝胥飘飘然对人说道:“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

这一年,他给朝廷的辞呈获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后来他对妻子透露心迹道“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显然,郑孝胥试图待价而沽,并一举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用他后来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1906年,随着立宪运动的高涨,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会长。然而当各省谘议局兴起,公会影响力降低,郑孝胥也逐渐失去了踪影,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借债筑路了。

一个笑话便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据说,在清廷1907年举办的一次宪政讲座上,有人曾问郑孝胥,中国如何才能富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哪两字,曰:“借款。”问借款如何能使国家富强?曰:“我们借了外国人的款,外国人便穷了,我们便富了。安得不强?”众人愕然。

当然,在这件事上,郑孝胥不仅只会说空言高论而已,1910年春节,热情高涨的郑孝胥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亲赴东北,参与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签订。此事后来被舆论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言良行”。

这一切,无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

1911年6月20日,郑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朝廷刚端出了旨在借债修路的“铁路国有”政策,并被舆论解读为“与民争利”,再加上“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

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

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

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

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末世

郑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的,此时他正在京城参与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后,他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内的一座府邸,镇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三个人议论起武昌的情况。郑孝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要的第一条,是以兵舰速攻武昌。盛宣怀则依旧对铁路放心不下,他当场给湖北都督瑞澂打了个电话,让他一定要“力保铁路”。当然,这与郑孝胥不谋而合。

然而,郑孝胥很快发现,现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铁路那么简单了。当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气氛中。10月15日,郑孝胥翻开日记时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写道,昨天,数万人涌向大清银行挤兑,大清钞票在城中已是废纸一张,买东西只能用银元。又有谣言称京城将有变,居民们相继出城逃难,以至于火车已经坐不下了,内外城随即戒严。

五天后,一个日色黯淡的午后,郑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纸书写潦草的谕令,让他马上回任湖南。当天下午,他去琉璃厂买了一串朝珠,带在身边,好像全然没有在意老大帝国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郑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轮。不过此时的情景,与数月前他赴任时真是天壤之别。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记中,郑孝胥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他冥想万端,种种悲苦凄凉,一起涌上心头。

他写道,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偷安苟活,但是还算不上暴虐苛政。现在依旧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灭宗祠的年代。倡言乱事,就是流毒全国,绝非“仁义”。

10月29日,渡轮开到上海,郑孝胥得到消息:湖南谘议局已经成立,盛宣怀已被革职永不叙用。时局至此,他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去上任了。郑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楼”住了下来。

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事情,是怀揣孔孟之道的郑孝胥始终无法理解的。当他得知立宪派领袖张謇已经转向支持革命,出离愤怒。他大骂道,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有所谓“失心疯”者,就是如此。遥想当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郑孝胥是少数陪着他徜徉于上海马路上、排愁分忧的莫逆之交。

同时,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阵子,就开始在日记中抱怨道,现在各省群雄并起,已无净土,只有他袖手旁观于“海藏楼”,这难道是天意不让他进入这摊乱局吗?他觉得,只要让他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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