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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巴勒Stan国(the State of Palestine)民间社会的进步与特点,试论巴勒Stan国(the State of Palestine)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点

姚惠娜

姚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要: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巴解组织就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当代中东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及民族构建;2.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如传统政治精英、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及其冲突与斗争;3.各个历史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4.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1]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巴解组织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及其转型,以及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2]
但相对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体特点的研究不多。在以上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并从整体上探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前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19世纪后期—1920年)
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从19世纪后期开始萌芽于奥斯曼帝国,它属于泛民族主义,强调西亚的阿拉伯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北非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处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因而更多地关注各自殖民地的独立),最初要求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后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土耳其化政策的压迫下,阿拉伯人开始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实施。[3]
当时的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贝鲁特省,所以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地方贵族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支持大叙利亚的统一。[4]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在欧洲形成。它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并于1917年获得英国的正式支持。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相当关注巴勒斯坦当地的形势。1918年,英军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占领巴勒斯坦全境,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英国的统治使巴勒斯坦成为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域和政治实体。1920年费萨尔领导的叙利亚政权垮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统一计划的失败,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因此开始脱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母体而形成。
2.由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和衰落时期(1920—1947年)
1922年,英国把约旦河东岸地区划出,成立其控制的外约旦酋长国。这意味着巴勒斯坦的地域被局限于滨临地中海的约旦河以西地区,而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更加发达。传统精英是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属于崛起于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城市贵族,依靠其宗教或部落领袖地位、土地、财富及与奥斯曼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当地总督与民众的中介人,他们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巴勒斯坦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中耶路撒冷的精英家族实力最强大。[5]
英国统治当局的扶植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家族的作用。在传统精英的领导下,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陆续建立起来。它们多以家族和部落为基础,内部充满矛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侯赛尼与纳沙希比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在整体上削弱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6]
在英国“扶犹抑阿”政策支持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初具民族国家的雏形。阿犹发展极不平衡的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不断发生阿犹相互屠杀的事件。1936年至1939年,阿拉伯人掀起了席卷整个巴勒斯坦的反抗斗争,并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斗争中,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建立了早期的阿拉伯社团领导机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这是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起源。由于内部的分裂及英国和犹太人的联合镇压,斗争最终失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解体,民族主义力量被摧毁,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7]
传统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走向衰落。
3.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1947—1965年)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明显偏袒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此后巴勒斯坦陷入非正规武装冲突。1948年5月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犹太国家以色列宣告成立;10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巴勒斯坦国家建立。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国家的首次尝试,但是,由于未得到大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加之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涣散,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并未真正实现。在随后开始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外约旦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后改名约旦哈希姆王国),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分治决议中划归巴勒斯坦的其他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赖以立国的领土不复存在。大批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流落到周边阿拉伯国家,成为难民。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间,大约7万名巴勒斯坦精英逃离,[8]
民族主义的传统领导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入消沉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在阿拉伯国家受教育的巴勒斯坦人数目的增长及对流亡巴勒斯坦人边缘地位的不满使小资产阶级成为关键性的社会力量,激进的巴勒斯坦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兴起。1959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激进组织“法塔赫”[9]
的建立标志着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1964年5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领导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但巴解组织在成立之初,受埃及的影响很大,缺乏独立性,因此没有多少作为。但是,它毕竟成为正式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和事实上的流亡政府。
4.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及其向政治斗争过渡时期(1965—1993年)
1965年元旦,法塔赫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是巴勒斯坦人自主抗击以色列的开始。1968年法塔赫取得卡拉迈大捷,从此发展为巴勒斯坦最有影响和实力的抵抗组织,1969年成功接管巴解组织。主张武装斗争的巴解组织由此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成熟。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袭击以色列,由于影响约旦的内外安全,在1970年的“黑九月事件”中被镇压,1971年又被全部赶走,撤往黎巴嫩。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发展壮大改变了当地脆弱的政治平衡,成为黎连年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终在1982年被以色列彻底赶出黎巴嫩,撤往多个阿拉伯国家。在约旦和黎巴嫩“国中之国”地位和基地的相继丧失使巴解组织失去了同以色列直接较量的可能,实力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丧失了继续开展反以武装斗争的条件。1973年十月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段。1988年,巴解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首次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和1967年的以巴边界;巴解主张在上述决议及保障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基础上,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会。[10]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巴勒斯坦问题被列入谈判议程。
5.巴勒斯坦国家雏形:自治区建立时期
1993年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这标志着巴解组织通过谈判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出了一步。《原则宣言》及其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文件构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为巴勒斯坦分阶段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国打下基础。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实施《原则宣言》的《加沙—杰里科协议》。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临时自治进程,巴解组织从流亡的民族运动转变成自己领土上的政府机构,巴勒斯坦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巴以从1996年开始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主要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上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的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至2008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武装起义,和平进程事实上陷于停顿,直到今天仍未真正恢复。
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民族主义相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地位相当特殊,它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它卷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同一块领土的生死斗争。如前所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西亚的阿拉伯人实现统一,尤其是在大叙利亚地区。但是,英法的委任统治使阿拉伯统一的梦想成为泡影,西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委任统治地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包括巴勒斯坦。英国划定了巴勒斯坦的边界,确立了一种权力结构,建立了类似于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此框架内,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就此而言,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产生,并展开了自身的民族构建。有学者将这种晚于国家产生的民族定义为国家民族(state-nation),以区分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11]
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目标。然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形成了异常惨烈的冲突,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建国,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根植于大众,能够有效地动员流散的群众,为实现建国目标而展开武装斗争。虽然未能正式建国,但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载体的巴解组织起到了流亡政府的作用,在动员巴勒斯坦民族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进行民族构建的同时,促进了国家的构建,这主要体现为巴解组织的发展。
第二,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领土和首都、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着以色列的占领和外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处于埃及管制下的加沙地带成为巴勒斯坦仅余的领土。1967年“六五”战争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都被以色列占领。奥斯陆模式下的和平进程开始后,巴勒斯坦通过“以土地换和平”,收回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但至今仍未划定最终边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悬而未决,而且以色列至今仍不断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伴随着领土的丧失,巴勒斯坦人在地域上被分割成以色列本国、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三个区域的群体;在身份上,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约旦公民(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并未予以并吞,仍由约旦任命官员管理)或加沙巴勒斯坦人,流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或侨民,谋求建国的实际上是后两个群体。巴勒斯坦人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圣地”地位,19世纪结束以前就存在着巴勒斯坦认同的萌芽。[12]
对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灾难的1948年战争也成为他们的共同经历和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即使失去了共同的家园,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时刻提醒着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显示着其民族特性,巩固和强化着民族认同。[13]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仍保持了民族意识,1988年他们甚至拒不庆祝以色列“国庆”,而称其为“灾难”。[14]
即使流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仍然保持着地域上的集中性。在寄居国的种种政策限制下,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难民营成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
第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领导层经历了从传统精英家族向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转变。巴解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除法塔赫外,还包括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人民解放斗争先锋队、阿拉伯解放阵线、人阵、巴勒斯坦共产党等派别。在遵守《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前提下,各成员组织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主张,因此巴解内部的思想倾向既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有左翼思想。在宗教信仰上,法塔赫领袖多属逊尼派穆斯林,人阵领袖如乔治•哈巴什和民阵领袖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均为基督徒。
巴解组织下属各派别的领导层多为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军官、政府官员等。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取得巴勒斯坦人的领导权。1967年以色列占领后,传统贵族一度重返地方政坛,但在1976年的市政选举中,被巴解组织击败。[15]
当选者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思想的年轻人,2/3的人不超过50岁。[16]
80年代,被占领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贵族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丧失。首先,以色列大规模没收土地,严重削弱了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贵族权力。到1987年,以色列直接控制了西岸52%的土地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17]
其次,巴勒斯坦雇佣劳动力阶层壮大,农民阶层趋于消失。以色列就业市场自1968年开始向巴勒斯坦人开放,到80年代,被占领土40%的劳动力在以色列工作。[18]
大批农民因此变成依靠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力,不再依附传统贵族,这也为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最后,被占领土高等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新的巴勒斯坦精英,对贵族政治产生了直接挑战。1972年以前,西岸和加沙地带没有大学,只有几个小规模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几乎只有贵族精英子弟才能通过留学获得大学文凭。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巴勒斯坦大学约70%的生源来自难民营、农村、小城镇。[19]
高等教育造就了新一代的民族领导层,他们主导了被占领土的地方政治。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认同,从宗教中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促进了被占领土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即是在1987年第一次武装起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
自阿克萨起义发生后,巴解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哈马斯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执政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获得组阁权。哈马斯的崛起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全新的成员,即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哈马斯奉行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思想完全不同于巴解组织,虽然明确宣布尊重后者,但不赞成它的世俗主义主张;[20]
而是宣称“《古兰经》是宪法”,[21]
要“重建穆斯林国家”;提出消灭以色列国家,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的瓦克夫”,任何人都不能放弃或分裂之;[22]《反对和谈,认为“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办法,所有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行动、建议和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23]
哈马斯打破了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垄断,使后者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涉及未来巴勒斯坦的领土范围、国家性质,也涉及权力分配,从而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形成代表了伊斯兰主义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和另一种国家模式的出现,后者完全否定民族国家的西方模式,至少在理论上。
第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解组织在各种文件中多次宣称,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消除了所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痕迹”,[24]
“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将过着平等、友爱、公正与和平生活”。[25]《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宣称,解放巴勒斯坦后将“保护这个国家所有宗教寺院,保证人人享有礼拜与参观访问的自由,而不会因人种、肤色、语言或宗教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26] 巴解组织各政治派别的思想和观点也是世俗的。[27]
人阵和民阵是巴解组织内地位仅次于法塔赫的更为激进的派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闪电和阿解阵等组织也都强调要同时开展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正因为各政治派别的世俗性,其领导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但法塔赫也赋予民族斗争以一定的宗教内涵。事实上,“法塔赫”一词即有“穆斯林通过圣战的征服”的含义。[28]
第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巴解组织成立之初,坚持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出路。据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布•伊亚德透露,巴勒斯坦游击队平均每月出击以色列的次数为:1967年12次,1968年52次,1970年前8个月为279次。[29]
然而,由于巴勒斯坦领土或并入约旦或为埃及控制,后来又全部被以色列占领,而埃及和叙利亚不允许游击队从本国袭击以色列,巴解组织不得不在约旦和黎巴嫩建立行动基地。同时,各游击队的武装斗争缺乏统一的决策与指挥,巴解组织只是各派别的松散联合体,没有建立与武装斗争任务相匹配的组织机构。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因此受到很大限制。1968年至1970年是游击队武装斗争最成功的时期,但就战斗强度和军事效果来说仍然有限。[30]
尽管如此,武装斗争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国家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寄居国的抑制政策,弱化和模糊了流亡到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而武装斗争重新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1968年卡拉迈大捷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从难民、寄居国的二等公民演变为从事反以斗争的战士和革命者,这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荣誉感。武装斗争强调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自治愿望,证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独立的决心,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法塔赫尤其重视武装斗争与民族认同的直接关系,在宣传工作中给予大力强调。[31]
参与武装斗争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法塔赫领导人因此在1969年成功接管了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民族构建的进程推动了国家构建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武装斗争为巴勒斯坦国家构建提供了主题和实践,并通过政治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军事化、提供政治合法性等为巴勒斯坦国家奠定了基础。[32]
这主要体现在巴解组织的性质和作用方面。阿拉法特曾于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正是通过我们人民的武装革命,我们的政治领导成员和民族组织机构才最终得以具体化,包括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组织和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实现”。[33]
第六,巴解组织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式代表的巴解组织本身相当于一个流亡政府,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委员会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是具有议会性质的立法机关,巴解执委会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机关。这些机构的职能在巴解组织1988年10月公布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中得到进一步明确。[34]
巴解组织还对侨居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征税。但在建立早期,巴解组织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传统精英,[35]
不能有效动员民众,没有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虽然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但影响力有限。法塔赫接管后,确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吸纳众多群众组织加入,使巴解组织能够动员和组织巴勒斯坦民众,成为民众参与民族政治的渠道。
在巴解组织的庇护下,游击队组织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获得了自治权利,巴勒斯坦的基层组织和准政府机构得到发展,这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组织基础。巴解组织的地位逐渐为国际社会接受:197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成为阿盟正式成员,确立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合法地位。1974年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会议和工作,确立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表性。外交承认为巴解组织提供了更大的地区和国际舞台。根据奥斯陆协议,199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告成立。1996年巴自治区选举阿拉法特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同时88名成员组成了巴立法委员会。而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区域包括巴以共管地区在内,已占全部被占领土的40%,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雏形已经形成。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授予巴勒斯坦以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建国目标的进一步支持。
第七,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以色列的长期军事占领及其采取的掠夺性的经济政策,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结构失衡,被占领土农业萎缩,工业落后,成为以色列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来源,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以色列。同以色列经济的紧密联系和事实上的一体化,成为巴勒斯坦经济的主要特点。现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曾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同以色列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几乎可以说完全从属于以色列经济”。[36]
这使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实际上等于是前者的殖民地。自治后,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色列仍然控制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边界和关税征收,掌握着主要的资源、能源及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加之原有基础薄弱,巴勒斯坦经济仍无法摆脱对以色列的依附。以色列转交的代征税款是巴自治当局的主要财政收入,如果不算国际援助,占财政总收入的60%还多。能否按时接收到这些税款不仅决定着巴自治当局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还直接关系到自治当局本身的存在。[37]
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命运。
第八,巴解组织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后,巴解组织没有可以建立基地的领土,其主体和领导机构都依靠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栖身之所,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弱小的地位使其不得不依赖其他阿拉伯国家。而犹太人对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巴勒斯坦的占领,也使阿拉伯国家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从而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但各阿拉伯国家根据本国利益制定的政策影响和制约了巴解组织。巴解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进攻往往招致报复性军事打击,威胁到所在国的安全,因此军事行动受到与以色列接壤的各阿拉伯国家的限制。对巴解组织最早、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埃及。1964年5月,纳赛尔通过阿盟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巴解组织,从而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运动。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有充分了解,不希望轻启战端,使地区失去战略平衡。约旦原属巴勒斯坦,后来更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对巴解组织的影响尤其大。在约旦河西岸的主权问题和当地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问题上,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约旦授予西岸巴勒斯坦人公民权,使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60%。巴解组织在当地的发展壮大威胁到了约旦的国家主权和内政稳定,最终遭到镇压,不仅力量受到削弱,其武装斗争也完全依赖在黎巴嫩的基地。由于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利亚对巴解组织的影响。伊拉克和其他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对巴解组织也拥有重要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慷慨援助是巴解组织的重要财政来源。叙利亚和伊拉克对闪电和阿解阵的分别支持是巴解组织内部分歧的原因之一。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占有崇高的圣地地位,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关注和影响着巴解组织对耶路撒冷的政策。围绕着作为约旦河西岸一部分的耶路撒冷的权益,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存在着冲突。
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两国对巴解组织的影响最大。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战争中的惨败使英、法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中东的势力急剧下降。苏联由于在战争期间“有力而果断的干涉”,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巨大声望,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而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1956年12月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它公开宣称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是“国际共产主义”。中东从此进入了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的时代。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者自居,尤其是在与埃及关系破裂后,加强了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从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经历了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分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取得阿以冲突历次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只是在1977年卡特出任总统后,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才发生明显变化,积极促使巴以和谈。在冷战结束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也起着主导作用,只有美国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从而使阿以和谈产生结果。但是美国一贯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在和谈中处于不利地位。2000年以来,美国全力投入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巴以冲突的参与及对以色列的压力,这成为巴以冲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范围内逐步形成,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土地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领土被占领,民众被迫流亡,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由于无法胜任反抗委任统治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双重任务,传统精英对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新兴的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取代。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将世俗国家和政治主权的思想与大众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巩固和加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的国家构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巴解组织就是巴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美国偏向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主义潮流中一种相当特殊的类型,其罕有经历不但反映了本地区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而且反映了当代大国政治的复杂性。
注 释: [1] 参见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aruch Kimmerling& Joel S.Migdal,
Palestinian: The Making of A People, The Free Press, 1993; Muhammad
Y.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Amos,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Pergamon Press, 1980;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ul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rry Rubin, 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the
PL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mal Jamal,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Politics of Contention, 1967-200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Y.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Y.Porath,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From Riots to
Rebellion, 1929-1939,Frank Cass, 1977; Ann MoselyLesch, Arab
Politics in Palestine, 1917-1939: The Frustr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els Johnson,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alestinian Nationalism,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2。 [2]
参见赵克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刘中民:《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转型》,《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杨辉:《试论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与分歧》,《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3]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参见黄民兴:《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西亚非洲》2001年第3期。
[4]
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
[5] Muhammad Y. Muslih,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218. [6]
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09—210页。
[7]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建、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8]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10页。 [9]
阿拉伯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逆序首字母读音,法塔赫的军事组织即“暴风”突击队。
[10] Yehuda Lukacs e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A
Documentary Rec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19. [11]
MostafaRejai and Cynthia H.Enloe,“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140. [12]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p.42-79. [13]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7. [14] IlanPappe,“The Bridging
Narrative Concept”,in Robert I.Rotberg,ed.,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History’s Double Helix,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7. [15]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31页。
[16] Glenn E. 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 [17]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07. [18]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07. [19] Glenn E.Robinson,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16.
[20]《哈马斯宪章》第27条。该宪章收录于耶路撒冷媒体新闻中心网站:http://www.jmcc.org。
[21]《哈马斯宪章》第8条。 [22] 哈马斯宪章》第11条。
[23]《哈马斯宪章》第13条。
[24]《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政治声明》,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0页。
[25]
1969年7月12日阿拉法特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66—68页。
[26]《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第16条。载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27] 关于巴解组织各派的思想,参见Shaul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 [28] Mordechai Nisan, Toward a New
Israel: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Arab Question,AMS
Press,1991,pp.96-97. [29]
阿布•伊亚德:《不回故乡,毋宁死亡》,阎瑞松译,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印,1983年版,第87—88页。
[30]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7. [31]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195-196. [32]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5. [33]
讲话全文节录收入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342—348页。
[34]《巴解组织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127—130页。
[35]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98-99. [36]
马哈茂德•阿巴斯:《奥斯陆之路——巴以和谈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37]
参见姚惠娜编著:《巴勒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5页。

内容提要:20世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推动,是世界民间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冲突的历史、派系分裂的内部政治和不具有完整主权的准国家地位,决定了巴民间社会具有以下显著的特征:在没有主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依赖外部援助生存,积极参与政治,具有突出的派系特征。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有着合作互补、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也有相互冲突的地方。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威权统治,但总体来说对民主的推动力有限。
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1]是学术界持续了数个世纪的讨论话题,至今未有公认的确切定义。一般认为,它是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民间公共领域。民间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2]是指在民间公共领域中活动的自愿组织或自治机构,是民间社会的基础和主体。学术界进一步提出定义民间组织的五条标准:具有组织性(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独立于政府体制;非营利性分配;自我治理;志愿性。[3]民间社会理论源于西方,也常用于分析非西方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发展问题,特别是分析民间社会与国家关系、民间社会在促进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等。巴勒斯坦同以色列长期冲突的历史、派系分裂的内部政治和不具有完整主权的准国家地位,为民间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环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1995年以前出现了强大的多元化民间组织。中东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存在这样的政治空间。[4]这使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成为世界民间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民间社会在巴勒斯坦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尤其是民间组织的历史、发展和活动;民间社会在巴以和平构建、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活动;民间组织对民间社会发展的作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民间组织作用的变化;国际援助对民间社会发展及其在促进民主方面作用的影响;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与其他国家民间社会的比较研究等。世界银行除对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进行资助外,还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巴勒斯坦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和记者普遍关注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5]巴勒斯坦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民间社会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以及民间社会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等问题。巴勒斯坦的一些研究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有关民间社会发展的研究报告,如比尔宰特大学、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阿拉伯思想论坛等。
国内学术界对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民间社会的主体——民间组织及其类别与功能进行介绍和分析。[6]
本文将围绕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组织类型、突出特点、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尤其是民间社会与准国家——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以及民间社会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 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特殊历史、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推动。
第一,受外来势力交替统治的巴勒斯坦人,为争取生存空间、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利益,自发建立了民间社会。英国、约旦、埃及和以色列先后统治整个或部分巴勒斯坦。作为外来统治者,他们忽略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忽视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服务。在这种环境下,民间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政治动员的工具以及提供必要社会服务的机构而出现。这也导致民间社会与巴勒斯坦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巴勒斯坦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英国统治、约旦和埃及分别统治、以色列占领、第一次因提法达[7]及巴民族权力机构建立等,都对民间社会的形成和塑造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划分其发展阶段的标志。
英国统治时期(1918—1948年),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获得初步发展。在组织形式上,包括以宗教为基础的社团、俱乐部、慈善组织、城市咖啡馆和乡村酒馆等,[8]1925年出现了类似欧洲工会的劳动者组织,1929年西墙事件后妇女协会获得迅速发展。从社会基础看,有的以家族为基础,如达贾尼体育俱乐部;有的以宗教为基础,如全国穆斯林协会、东正教俱乐部等;有的社会基础广泛,如妇女协会、工会等。除了代表相应部门追求社会经济领域的目标、宣传政治思想,这些组织也承担一定的社会福利功能,如卫生和母婴教育、扫盲等。它们大部分是以地方为基础的志愿者组织,其中有些拥有相当的权力。[9]具有典型的家长制结构是这一时期民间组织的突出特征,主导家族和著名人士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约旦和埃及分别统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时期(1948—1967年),独立的巴勒斯坦民间组织受到限制,只是约旦的控制略微宽松,允许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活动。尽管如此,一些民间组织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如学生、教师、专业人士、工人、妇女等分别组成的社团。到2001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活动的民间组织中,11.5%是在1949年至1967年之间建立的。[10]
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时期(1967—1993年),将两地与阿拉伯世界隔离,当地居民因此更加努力地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色列严格限制被占领土民间组织的活动,其军事法令要求,所有组织在进行任何活动之前都必须登记,取得批准。只有穆斯林兄弟会因为远离政治活动,主要致力于宗教教育和社会工作而获得了很大生存空间。20世纪80年代,被占领土爆发了巴勒斯坦人大规模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因提法达,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1987—1993年),附属于不同政治派别或直接由其建立的民间组织,如医疗协会、农业协会、教育委员会、妇女组织、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和人权组织等遍布被占领土,其中的一些成为因提法达的主力。巴勒斯坦妇女总会是这一时期活跃的民间组织,它努力推动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从事慈善工作。穆斯林兄弟会也改变了对政治的保留态度,建立哈马斯,加入因提法达,通过民间组织提供社会服务而迅速发展壮大。
巴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巴勒斯坦开始向正式国家过渡。在新的环境下,由于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各不相同以及资金来源限制,民间组织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但民间社会仍然是巴勒斯坦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能够对巴当局的统治进行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从而继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民族运动是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兴起之初,就被纳入民族运动的轨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勒斯坦著名地方政治人士组成的协调各种力量进行民族斗争的阿拉伯委员会,控制了许多民间组织,并利用其作为动员群众的工具,从而扩大主导精英的政治基础。约旦统治约旦河西岸、埃及统治加沙地带期间,民间社会的发展受到这两个国家的限制,[11]但大部分民间组织在追求组织特殊利益的同时,仍然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很多组织甚至将民族解放事业作为首要目标。
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获得重要发展。2001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活动的民间组织中,47.5%是在1968年至1993年之间建立的。[12]首先,通过民间社会为被占领土居民提供救助和发展服务,这成为巴勒斯坦人反抗占领的一种斗争形式。[13]其次,各种政治势力竞相以民间社会的方式动员被占领土群众。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在1974年获得阿拉伯世界和联合国承认。作为拥有行政、议会机构和大量资金的流亡准政府,巴解组织从组织和物质上支持被占领土民间社会的发展,以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地位。最后,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援助推动了被占领土民间社会的繁荣。以色列1978年与埃及签署单独媾和的《戴维营协议》后,在被占领土建立“民事政府”,给予其一定程度的自治,企图将占领正常化。为帮助被占领土居民保持民族认同,抵制以色列的怀柔统治,在阿盟资助下,约旦和巴解组织共同成立了巴勒斯坦—约旦联合委员会,向被占领土提供物质支持。由于当地政府机构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阿拉伯世界的援助都流向了民间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本土高等教育的兴起是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发展的基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高等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量新兴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们是民间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和专业协会也成为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1972年以前,被占领土只有几个小规模的教师培训学校和职业学校,没有本土大学。几乎只有贵族精英子弟才有机会通过留学获得大学文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占领土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为平民子弟提供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来自难民营、农村及小城镇的生源约占大学生总数的70%。[14]民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公民参与意识的发展,也促使当地出现了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如期刊和报纸。在被占领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造就的新一代民族主义精英逐渐取代原来的传统贵族,掌握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导权。本土领导力量的这种结构性改变也促进了民间社会的发展。
二、 巴勒斯坦民间组织的类型与民间社会的特点
对于巴勒斯坦民间组织的分类,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应该将政党列入民间社会。有学者认为,巴勒斯坦政党普遍与民间社会联系紧密,因此可以将政党也列入民间社会。[15]考虑到政党与民间社会的根本性质不同,本文将二者区分开来。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16]巴勒斯坦民间组织可以分为专业化的发展型组织、慈善团体、服务和消费导向的组织、以宗教为基础的社团等四大类。
专业化的发展型组织:指从事卫生、农业、教育、研究、倡导以及社区服务等工作的专业化世俗组织。这些组织曾与政党联系密切。第一次因提法达以来,他们获得西方社会援助,拥有了独立于巴解组织和已有政党的资金来源,从而实现了组织发展的重大转型,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工作人员专职化,[17]与政党的关系也变得松散。这类组织总数不多,根据1994年的统计,只有200个左右。[18]但由于独立性强,政治诉求强烈,他们成为当代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主力。
慈善团体:是巴勒斯坦传统的民间组织形式,一般由传统贵族领导,政治上相对独立。[19]它们是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中规模最大的部门,2007年的调查显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有慈善团体770多个,占注册民间组织总数的51.7%。[20]这类组织缺乏国际援助,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专业化程度低,没有或只有小部分享受报酬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在学校、日托中心等小范围内,以志愿者为基础,从事小规模的活动。它们为民众提供当地极端匮乏的基本社会服务,为巴勒斯坦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服务和消费导向的组织:包括农民和手工艺者组织的合作社、由学生或专业人士组成的地方工作委员会、专业协会、工会等组织,涵盖教育、运输、住房、农业甚至信贷支持等领域。根据1994年的统计,这类组织约有300个。[21]它们与政党关系密切,部分组织本身就是由政党建立的。20世纪70年代末,巴解组织尤其是法塔赫,为平衡左派政治势力和伊斯兰势力在民间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大批这样的组织。巴民族权力机构成立后,很多这类组织逐渐解体。有的专业协会试图进行改革,将目标由民族主义斗争转为满足成员的专业需求,但没有哪个组织能够成功转型,一些甚至因此丧失活力。
以宗教为基础的社团:包括穆斯林组织和基督教徒组织。根据1994年的统计,这类组织约有300个左右。[22]第一次因提法达以及1988年哈马斯的建立,为伊斯兰势力支持的民间组织迅猛发展提供了契机。[23]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主要的市、镇都建立了地方“伊斯兰协会”进行工作,设立了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伊斯兰图书馆、托儿所、青年职业培训中心、体育俱乐部等机构,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通过庞大的民间组织网络,哈马斯逐渐发展成为能与巴解组织抗衡的势力。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也建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
20世纪巴勒斯坦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巴民间社会的显著特征。
第一,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是在没有主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势对民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
首先,与阿拉伯世界除黎巴嫩以外的其他地区相比,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在除黎巴嫩以外的阿拉伯世界,强大的威权主义国家极大地限制了民间社会的社会、政治活动空间和自治范围。而巴勒斯坦尚未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当地缺乏有效的国家机构,民间社会反而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巴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之前,巴解组织处于流亡之中,由于空间距离和民族斗争的需要,其给予被占领土民间社会更多的是支持而不是管理和限制。巴民族权力机构具备了国家机构的大部分职能,但巴勒斯坦仍然不是具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英国、约旦、埃及和以色列统治时期,管理和控制民间社会的法律、政策直到现在还在当地起着作用。[24]这对民间社会的运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给予了援助者更多的权利。
其次,巴勒斯坦世俗民间组织承担着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双重任务。巴解组织致力于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但其长期在巴勒斯坦本土之外从事斗争。巴勒斯坦本土力量处于外部势力统治之下,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间社会。[25]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心转向被占领土,内外联合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形式。[26]1982年巴解组织被逐出黎巴嫩后,其更加重视被占领土的群众工作,其所属各政治派别纷纷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各种妇女团体、学生会,发动青年运动,通过这些民间组织动员被占领土的大多数民众,使他们自觉参与到民族主义斗争中。[27]虽然被占领土也有世俗民间组织在巴解组织之外活动,但很多组织都与巴解组织具有共生关系,有些先于巴解组织成立,参与了巴解组织的创建,有些本身就是由巴解组织参与建立的。这些组织也与巴解组织一起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目标。
第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依赖外部援助生存。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经济基础薄弱,在以色列的长期限制与破坏下,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无法为本地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支持。长期以来,当地民间社会都依赖外部援助生存。
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之前,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主要依靠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从1979年到1986年,阿盟通过巴勒斯坦—约旦联合委员会,共向被占领土提供4亿多美元的资金。[28]海湾阿拉伯国家向在本国打工的巴勒斯坦人征收5%的解放税,转交给巴解组织,由其设立民族基金,并分配给下属各政治派别。此外,阿拉伯及伊斯兰地区组织,如阿拉伯经济社会和发展基金、伊斯兰发展银行等,也对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进行援助。但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往往受到政治形势左右。1988年,约旦终止与西岸的特殊关系,停止向当地数百个慈善团体提供资金。巴勒斯坦—约旦联合委员会也宣告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巴解组织在海湾危机中采取同情伊拉克的立场,引起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导致它们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巴解组织和民间社会都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开始获得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早在1948年,就有西方宗教组织为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帮助。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来自欧洲的援助者,主要是民间组织,取代了阿拉伯地区力量,成为被占领土民间社会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缺乏类似于法塔赫的渠道,左派政治势力更加倾向于向国际民间组织和西方援助项目寻求资金。[29]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西方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规模达到顶峰。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取代民间组织成为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主要援助者。西方援助资金来源的显著政府化进程增强了这些国家对巴以和谈的影响。
所有的外部援助都是援助者政治利益的反映。“美国的援助就是用于促使巴勒斯坦人接受其主导的‘谈判解决’,所谓的改善处于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质量,只是美国实施其政策的伪装。”[30]援助者不仅制定援助规则,而且干涉受援民间组织的战略方针、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民间组织处在援助分配链的底部,争取援助使其发展受到援助者的控制和影响。有学者将巴勒斯坦民间组织与援助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奴隶与主人的关系。[31]民间组织之间也为争取援助而竞争。这种竞争使民间组织面对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时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不要就走,等着要的人多的是。”一名巴勒斯坦民间组织人士在谈到与外部援助的关系时说出了这样的话。[32]
外部援助对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成为援助者的重要援助目标。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由于阿拉伯世界的援助终止而出现的资金危机进一步加剧。以提供服务为主的地方性民间组织受到的资金制约更大,被迫减少以致停止活动。那些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民间组织援助的民间组织则克服了资金危机,成功地转型为专业化组织。新成立的人权组织和倡导团体也吸引了许多西方援助者的注意力,在他们的资金支持下,开始繁荣发展。拥有宗教资金渠道的组织没有受到限制,如依靠穆斯林“天课”支持的伊斯兰组织,[33]有的反而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如哈马斯所属的慈善组织。
第三,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积极参与政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之前,政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与民间社会紧密结合:一是通过层级组织建设和成员招募与民间社会建立密切联系;二是通过与各种社团结盟扩展社会基础。巴勒斯坦的共产党人最早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支持建立各种附属组织和分支组织。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工会和各种妇女组织就一直活跃在约旦河西岸。[34]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阵、人阵以及法塔赫陆续开始在被占领土组织工会。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被占领土大批政治领导人被以色列驱逐出境,民族主义政党的活动遭到禁止。各政党转而建立和发展从事专业问题的民间组织,作为政治活动的掩护,同时吸引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团参加政治活动。[35]这一时期,法塔赫建立了青年运动“沙比巴”,人阵建立了“行动阵线(Action
Front)”,民阵成立了“团结”组织,巴勒斯坦共产党支持的农业和医疗救济委员会也迅速发展。
巴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民间社会政党化的趋势加强。一些民间组织突破其主要活动的社会领域,直接进入政治领域,积极参与选举,进而参与执政。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勒斯坦特殊的政治环境导致政党政治衰落。[36]巴解组织内反对奥斯陆协议的世俗政治派别,如民阵和人阵,也逐渐失去巴勒斯坦群众的支持。[37]以色列的严厉打击更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势力,压缩了其活动空间。这些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和活动家,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转而建立民间组织或加入已有的民间组织,以保持势力并继续参与政治,其中典型的代表是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盟及其领导人穆斯塔法•巴尔古提(Mustafa
alBarghuti)。1993年9月,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盟联合80多个与左派政党关系密切、较为国际化的重要民间组织成立巴勒斯坦民间组织网络。在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巴勒斯坦民间组织网络发展成为能够有效行动的游说组织。2002年,巴尔古提以民间组织为基础,建立政党性质的“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组织。2005年,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自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中与任何政治派别都没有关系的“沉默的大多数”,与阿巴斯竞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一职。2006年,巴尔古提当选巴立法委员,2007年任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新闻部长。
在巴勒斯坦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民间社会与政党的区别在理论上存在,但在政治实践中,它们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为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巴勒斯坦政党归入民间社会。
第四,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具有突出的派系特征。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的派系分裂投射在被占领土,使得当地民间社会具有突出的派系特征。巴勒斯坦各种世俗政党和派别都拥有自己的资金渠道,它们依靠这些资金支持、控制被占领土民间组织的发展。1982年至1987年底,被占领土不同派系的学生、妇女和工会运动获得迅速发展,各党派的资金支持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8]巴解组织主导力量法塔赫,就利用其在巴勒斯坦—约旦联合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在向被占领土分发物资时,着重支持附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民间组织,从而建立了控制被占领土各种社会运动的制度基础。[39]受党派斗争影响,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派系分裂,竞争激烈。例如,被占领土各工会之间竞争的背后,就是法塔赫与巴解组织其他派别以及巴勒斯坦共产党之间争夺政治主导权的斗争。[40]
派系区别不仅存在于工会、专业协会和妇女团体等规模较大的组织中,而且广泛存在于各种基层组织中,如医疗协会和农业委员会。约旦河西岸有四个分别受到巴勒斯坦共产党、人阵、民阵和法塔赫支持的医疗协会。巴勒斯坦共产党支持的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盟成立于1979年,主要由附属于巴共的妇女团体提供服务。1981年,人阵建立了人民卫生委员会。同期,民阵也开始提供卫生服务,并在1985年正式成立卫生委员会联盟,主要由其所属的妇女行动委员会提供医疗服务。在这三个医疗协会的竞争压力下,法塔赫在1984年建立了卫生委员会。人阵、民阵、法塔赫以及其他世俗政党在被占领土展开的民间组织竞争导致从事相似活动的团体过多。[41]分属不同派系的同类组织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工作,同时,也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浪费。[42]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并没有改变民间社会派系竞争的局面。即使在奥斯陆协议签署9年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大部分专业协会仍未能统一。[43]
受伊斯兰势力支持的民间组织兴起后,成为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派系竞争的重要力量。2006年,哈马斯赢得立法委员会选举,并在2007年割据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间社会随之分裂为三部分:支持巴民族权力机构的组织,主要在约旦河西岸活动;支持哈马斯的组织,主要在加沙地带活动;主张自由、民主的独立组织,由于遭到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的双重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活动都受到限制。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派系特征进一步增强。
三、 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作用及评价
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之前,处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居民已经学会进行自我组织,建立了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本土国家机构的缺失,使得民间社会承担了国家本应承担的任务,成为被占领土农业、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的主力军。巴解组织回归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民间社会关系的问题。
巴民族权力机构与民间社会之间主要是合作互补、相互依赖的关系。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过渡政权性质,决定了其仍然依赖民间社会提供社会服务。在其建立一年半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医疗、教育培训、农业推广、住房援助、人权和法律援助、慈善福利、技术援助等多数社会服务仍然由民间组织提供。[44]同时,大部分民间组织都竭力寻求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承认、许可、支持和法律保护。
另外,在二者的关系中也存在相互冲突的地方。巴民族权力机构试图控制民间社会,甚至希望将其并入政府。1995年,巴勒斯坦情报机构以问卷的形式对民间组织及其成员进行详细调查。巴当局还规定,公开集会必须申请批准,政治团体在订立运输合同时必须获得许可。[45]巴民族权力机构号召已有的民间组织加入新政府,或者在政府各部管理下继续提供服务。除了那些与法塔赫关系密切的组织响应了号召外,其他组织都拒绝了。[46]在争取外援方面,巴民族权力机构与民间社会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国际社会将大量的援助资金拨付给了巴民族权力机构,对民间社会的援助从1990年前后的1.7亿美元降到1994年的1亿美元,到1996年只有6000万美元。[47]但也有一些国际援助者绕过巴民族权力机构,直接与民间组织联系,引起巴当局的不满。1999年,巴民族权力机构批评民间组织“腐败”“受贿”“薪水过高”。新闻界也抨击民间组织,称其是将援助巴勒斯坦人的资金装入自己口袋的“肥猫”。[48]
民间社会对巴民族权力机构进行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威权统治。首先,民间社会批评和反对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腐败,是其唯一的内部监督者。其次,民间社会是巴勒斯坦民主的主要内部监督和推动力量。2000年9月,为促进地方选举,民间组织成立选举监督委员会。[49]2005年1月,第二次大选正式启动后,民间组织联合建立“巴勒斯坦国民委员会”全程跟踪投票进程,监督选举。人权组织和倡导团体是巴勒斯坦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倡导团体主要在民主、人权以及促进和平等领域进行活动。研究中心是倡导团体在巴勒斯坦的最新发展形式,主要对民主、政治和舆论进行研究,其中很多致力于和平或民间项目。此外,由世俗政治反对派构成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和活动家也呼吁内外势力向当局施压,试图迫使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些人还发表请愿书,希望能够影响决策。最后,民间社会推动巴勒斯坦法制建设。为限制民间社会发展,巴民族权力机构以埃及相关法律为基础,起草了民间组织法。该法律草案在1997年提交立法委员会后,遭到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多次修改,花了六年时间才得以颁布。与中东地区其他类似法律相比,巴勒斯坦民间组织法较为宽松,且非常进步。[50]这与民间社会的压力和影响密不可分。此类活动使得巴民族权力机构与民间社会关系一度紧张,只是到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危急的政治环境才使双方合作增多。
但总体来说,作为巴勒斯坦当局的监督和制约力量,世俗民间组织势力薄弱,尤其是那些与法塔赫没有联系的组织。因此,民间社会对巴勒斯坦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有限。
第一,这些民间组织在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解组织领导人回归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了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新式家长制统治结构,[51]掌握了巴民族权力机构的领导权。而被占领土成长起来的本土领导人则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52]回归者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当局还对民间社会进行限制,试图以此削弱本土精英的权力。[53]政治反对派是组成和领导民间组织的重要力量,但它们反对奥斯陆协议,没有参与官方的制度化进程,所以丧失了与统治者建立联盟的机会。它们还抵制了1996年巴勒斯坦首次大选,因而在立法委员会中也没有代表。这些民间组织依赖外部援助生存,很多时候还不得不为此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竞争,资金来源和渠道受到限制,导致国际援助减少。由于巴民族权力机构担负起了以前由民间社会承担的部分职责,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受到压缩。在新的政治环境下,部分民间组织和网络走向解体,有的虽未解体,但也丧失了活力。
第二,这些民间组织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充当反对派的世俗民间组织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专业精英构成,大部分由当前政治中失势的左派人士组织和领导,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与以部落和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慈善组织以及伊斯兰组织相比,它们不能进行组织的自我扩张,也没有发展出更有成效的政治机制。有的民间组织在规模上获得很大发展,但这种发展以国际援助为基础。为获得资金,这些民间组织不得不迎合援助者的要求和条件,根据援助者的利益行动,成为与国际援助者关系密切的“全球化精英”,[54]而不能满足巴勒斯坦民众的真正需求,导致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55]典型例子如一些妇女组织,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与基层群众联系密切,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却日益专业化,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56]虽然这些组织提供重要的专业服务,如教育、医疗和农业支持等,但同时也远离真正的社会推动力,因而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影响。[57]事实上,面对巴民族权力机构中主导精英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大部分世俗民间组织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狭窄的活动空间。
注释: [1] 在中国学术界,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有三个不同译名: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 [2]
也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3]
莱斯特•M.萨拉蒙、S.沃加斯•索科洛斯基等著,陈一梅等译:《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4]
雷姆•哈马米:《奥斯陆以来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从非政府组织政治到社会运动?》(Rema
Hammami,“Palestinian NGOs since Oslo:From NGO Politics to Social
Movements?”),《中东报告》(Middle East
Report)第30卷,2000年第1期,第16页。 [5]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Nathan
JBrown, Palestinian Politics after the Oslo Accords, Resuming Arab
Palestine),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6]
徐若琦:《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类别与功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2期;王亚宁:《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阿•哈克》,《科教文汇》2009年10月上旬刊。
[7]
主要是通过非暴力的政治不合作方式进行,如罢工、示威游行、抵制以色列商品等。后来出现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及激进组织从事袭击等活动。巴勒斯坦人称之为因提法达(Intifada,起义),西方媒体称之为起义。
[8] 穆罕默德•穆斯利赫:《巴勒斯坦民间社会》(Muhammad Muslih,
“Palestinian Civil Society”),《中东杂志》(Middle East
Journal)第47卷,1993年第2期,第260页。 [9]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49页。
[10]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图谱》(Palestine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Mapping of Palestinia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拉姆安拉2001年版,转引自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Benoit
Challand, Palestinian Civil Society:Foreign Donors and the Power to
Promote and Exclude),罗德里奇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11] 劳里•A.
布兰德:《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制度构建与寻求建国》(Laurie A. Brand,
Palestinians in the Arab World: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37页。 [12]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图谱》,转引自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2页。
[13] 丹尼斯•J.
沙利文:《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的基础》 (Denis
J. Sullivan,“NGOs in Palestine: Agents of Development and Foundation of
Civil Society” ),《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第25卷,1996年第3期,第93页。 [14] 格伦•E.
鲁滨逊:《构建巴勒斯坦国:不完全的革命》(Glenn E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15]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44页。
[16] 世界银行:《第16696GZ号报告》(World Bank, Report
No16696GZ),1996年,转引自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9页。
[17]
内森•J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50页。
[18]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9页。
[19]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9页。
[20]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图谱》,拉姆安拉2007年版,第12页。
[21]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9页。
[22]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9页。
[23]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83页。
[24]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59页。
[25]
巴鲁赫•基默林、乔尔•米格代尔:《巴勒斯坦人:一个民族的构建》(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Palestinians: The Making of A
Peopl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26]
海伦娜•库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族,权力和政治》(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27]
海伦娜•库班:《巴解组织和“因提法达”》(Helena Cobban, “The PLO and the
‘Intifada’”),《中东杂志》(Middle East
Journal)第44卷,1990年第2期,第218页。 [28]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78页。
[29]
叶济德•萨义格:《武装斗争和寻求建国:巴勒斯坦民族运动,1949—1993》(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2页。 [30]
哈利勒•纳赫利赫:《非政府组织与巴勒斯坦:金钱政治》(Khalil Nakhle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alestine: The Politics of
Money”),《难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第2卷,1989年第1期,第118页。 [31]
莱拉•巴赫马德:《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Layla Bahma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Palestine),诺莫斯2008年版,第196页。 [32]
莱拉•巴赫马德:《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第196页。 [33]
在巴勒斯坦分配的“天课”中,估计40%来自境外。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80页。
[34] 海伦娜•库班:《巴解组织和“因提法达”》,第217页。 [35]
叶济德•萨义格:《武装斗争和寻求建国:巴勒斯坦民族运动,1949—1993》,第610页。
[36]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44—145页。
[37] 阿迈勒•贾马尔:《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竞争的政治,1967—2005》(Amal
Jamal,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Politics of Contention,
1967-2005),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38]
雷克斯•布赖恩:《巴勒斯坦政治中的新家长制维度》(Rex Brynen, “The
Neopatrimonial Dimension of Palestinian
Politics”),《巴勒斯坦研究杂志》第25卷,1995年第1期,第29页。 [39]
阿迈勒•贾马尔:《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竞争的政治,1967—2005》,第62页。
[40] 约斯特•R.
希尔特曼:《占领之下的群众动员:西岸工会运动的兴起》(Joost R.
Hiltermann, “Mass Mobilization under Occupation: The Emerging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the West Bank”),《中东研究与信息项目报告》(MERIP
Reports)第136/137期,第30页。 [41] 丹尼斯•J.
沙利文:《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的基础》,第95页。
[42] 格伦•E.
鲁滨逊:《专业中产阶级在巴勒斯坦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医疗和农业委员会》(Glenn
E. Robinson, “The Role of th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in the
Mobilization of Palestinian Society: The Medical and Agricultural
Committees”),《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25卷,1993年第2期,第302页。 [43]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38页。
[44] 丹尼斯•J.
沙利文:《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的基础》,第93页。
[45]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51页。
[46]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4页。
[47]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81页。
[48]
雷姆•哈马米:《奥斯陆以来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从非政府组织政治到社会运动?》,第16页。
[49] 内森•J.
布朗:《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开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第144页。
[50]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66页。
[51] 雷克斯•布赖恩:《巴勒斯坦政治中的新家长制维度》,第25页。 [52]
哈利勒•希卡克:《巴勒斯坦的分裂》(Khalil Shikaki,“Palestinians
Divided”),《外交》(Foreign Affairs)第81卷,2002年第1期,第93—97页。
[53]
伊姆克奥•布鲁韦:《脆弱的民主与促进民间社会:埃及和巴勒斯坦的例子》(Imco
Brouwer,“Weak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Promotion: The Case of Egypt
and
Palestine”),玛丽娜•奥塔韦、托马斯•卡罗瑟斯编:《资助的功效:援助民间社会与促进民主》(Marina
Ottaway & Thomas Carothers, eds., Funding Virtue: Civil Society Aid and
Democracy Promotion),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0年版,第31页。 [54]
伊斯拉•贾德:《非政府组织:处于流行语和社会运动之间》(Islah Jad, “NGOs:
Between Buzzwords and Social Movements”),《实践中的发展》(Development
in Practice)第17卷,2007年第4/5期,第625页。 [55]
贝努瓦•沙朗德:《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外部援助与促进和排斥的权力》,第17页。
[56] 伊斯拉•贾德:《非政府组织:处于流行语和社会运动之间》,第622页。
[57]
阿迈勒•贾马尔:《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竞争的政治,1967—2005》,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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