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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一生事迹,大6最终落网的国民党将军

任卓宣别名叶青,出生四川南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转为中共党员,担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被捕后投敌,长期从事反共宣传活动,成为“三民主义理论”的“健将”。1949年后,任卓宣去了台湾,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等职,于1990年逝世。“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是他一生的写照。人物生平
刑场上的“奇遇”——“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
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死一年是好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不是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
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攻击“毛泽东主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
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任卓宣叛变真相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任卓宣张若名
张若名的父亲在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

2009年7月10日,有一个老人活了102岁,终于走完了人生漫长的历程。但是,这个老人的身份可不简单,他是内地最后一个落网的国民党将军,曾经化装潜伏民间多年,竟未被人发现。周总理曾批示,必须找到他,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的名字叫郑蕴侠。

郑蕴侠毕业黄埔军校,参加过抗日战争,曾为抗日战争立下功劳。但是,功劳是功劳,作恶也参与过。抗日战争后,他奉命转为地下特务工作,曾经残害众多民主爱国人士和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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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郑蕴侠被蒋介石派往重庆执行“焦土政策”——摧毁一切基础设施。他一到重庆,就把当地兵工厂、发电厂、机场、公路等重要设施全都炸毁,“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宁可炸毀也不给后来者。郑蕴侠的所作卑劣行径,为重庆的重建带来极坏影响。

执行“焦土政策”后,郑蕴侠迅速逃亡,眼前只有三条活路在他眼前,一条是去台湾,与蒋介石汇合,一条去未解放的海南岛,继续顽抗,最后一条是去西南的金三角地区,投靠国民党残部,以图东山再起。

他再三思量认为,台湾、海南之路要通过重重关卡,很容易被我军抓获,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投靠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不料,正在他凑齐路上盘缠时,却被我军抓获。但是,郑蕴侠毕竟是干过特务,应变能力超强,擅长伪装表演,当他被审问时,他淡定从容说自己是木材商人,是来当地做生意的。没想过他这一招得逞,只被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

随着我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国民党残余力量不断被击溃,郑蕴侠觉得逃亡金三角简直是难以登天,于是,他转变想法,决定潜伏在民众之中,日后再打算。

一天,四川与贵州的一个小镇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叫刘正刚的中年男子。他向镇上村民焦急地打听:我有一个表姐叫廖忠玉、她的丈夫姜玉清,他们还在镇上住吗?我是专程到这里投靠他们。村民却说:他们两夫妇早就回山东老家了。

这位中年男子焦虑万分,哭丧脸地说:表姐呀,我找不到你们,我怎么办呀,我已没有盘缠,我会饿死的。村民见中年男子如此无助,心生同情,让他在村里住了下来,还被农会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讨了一个叫邵春兰的老婆。

后来,村民发觉这个叫刘正刚的男子很特别,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字没认识几个,打算盘也不会,后来进步神速,加减乘除很精通,讲话也出口成章,文笔了得。这些异常引起村民的警觉,于是,村民把这种情况上级部门,上级派人秘密调查,之后就把他逮捕入狱。

原来,这个叫刘正刚的男人并不是什么廖忠玉的表弟,而是国民党将领郑蕴侠,他是利用认识廖忠玉夫妇而编造的谎言,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还是未能逃过民众的火眼金睛。

1975年,改造了17年的郑蕴侠被特赦出狱,开始新的生活。2009年,郑蕴侠逝世,终年102岁。XLW

说起中国革命史上的叛徒,大家都要说顾顺章,他的背叛,给在上海的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然而,如果顾顺章比起此人来,那还算小巫见大巫。他就是龚楚,素有红军第一叛徒之称。

为什么是第一呢?因为龚楚职位高,权力大。龚楚是广东乐昌人。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部转移,到达粤北地区,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龚楚建议朱德陈毅到湖南去,然后龚楚便随他们一起上了井冈山。龚楚虽然只是担任了团党代表,但却是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之一,另两位常委是毛主席和朱德。

那一段时间,中央给红四军来往的信件中抬头都是“朱毛龚”。龚楚是和毛主席朱德并称的人物。后来,龚楚南下广西,担任红七军参谋长。红七军的军长是张云逸,政委是邓小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龚楚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聪明的龚楚知道,留下来九死一生,于是,他动摇了,很快叛变,帮助蒋介石抓捕留下来的项英和陈毅。

最后项英牺牲了。历史上的叛徒往往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但是,也有例外。1949年,龚楚逃到香港,在那里安家致富。期间,他还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等书,颇为畅销。

1990年,年近九旬双目失明的龚楚回乡探亲。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不再追究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龚楚回到了广东乐昌,专门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则从北京亲自给他打电话,接到老政委的电话后,龚楚老泪纵横。1995年,龚楚在家乡去世,享年94岁。

在此之前,家乡地方政府特意斥资7万元,为龚楚重建了故居,占地170多平方米,6房2厅1厨房2卫生间。当然,地方政府的付出是有回报的,龚楚及其子孙为家乡至少引入了4亿元的外资。

顾顺章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的叛变差点让当时的上海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也受到了惩罚,全家八口人全部遇害,后来周恩来手下留情,保住了他的女儿顾利群。

今天我们不讲顾利群,跟大家讲讲顾利群的丈夫祝仁波。祝仁波生于1922年,曾经是军统电信技师,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从日本手中争夺第一个县城解放的战争,云南腾冲战役。当时腾冲的电台被日军炸毁,祝仁波奉命火速前往腾冲修复好电台。接到命令后的祝仁波从重庆出发,花了4天的时间来到了腾冲。

当时指挥官十分焦急,对祝仁波说道:“如果电台修不好,我让你脑袋搬家!”正当要枪毙的日子,祝仁波把电台给修好了。也许很多人会说笔者在吹牛,这祝仁波难道真的有这么大能耐?

那我就讲一下祝仁波的身份,祝仁波从小就是富家子弟,他的姐姐就是陈一白将军的老婆,而他自己还是魏大铭将军的副官。陈一白将军解放后被判处反革命罪,最后被枪毙。而魏大铭去往了台湾,从少将升任中将,并委以重任。祝仁波当时也差点被枪毙,由于他会修电台,属于高科技人才,所以得以生存下来,但是也整整坐了36年的牢,直到1988年才被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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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仁波从30岁开始入狱,66岁才被释放。后来他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其实这个待遇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并不是红军,只能算一个抗日战士。关于他出狱之后的岁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如今的他住在只有五平米的出租屋内,月收入:按上海城市低保,每月420元人民币。

祝仁波晚年曾回忆道:“自己应该只坐了31年的牢,后面5年应该算是仍然在监狱中工作的新生人员。”如今祝仁波靠给别人修理电瓶车为生,也经常会有些社会团体对他进行慰问。对于往事,祝仁波也十分坦然。也不像以前那么激进,明明自己交待了所有材料,还是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中共史上15个大叛徒,最后一个背景有点深!

1、向忠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周恩来称“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终年51岁。

2、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叛变;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3、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

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4、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5、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

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

6、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7、贺治华,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

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

8、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图为边区抗日武装培训党政干部的乐陵城文庙。

9、何畏(1900—1960),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曾在长征中对毛泽东连开十余枪,后于延安时期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

10、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

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

11、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

12、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

13、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4、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15、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XLW

他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委员,被国民党枪决后,居然死里逃生。可是他却背叛信仰,开始一心为国民党卖命,反共45年。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早年生活贫苦,曾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

当时该校校长为张澜。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小学教书半年,之后即在张澜的推荐下入北京大学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前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国民党,同年又出任在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华人游行示威。

1926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死而复生并且遇救,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仍继续指挥共党活动。

因而产生1928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省府当局所发现。他在第二次被捕后叛变,在湖南做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的政治教官。

在任的自述中曾经提及几件“政治反共、实际反共”的得意之作。其中一件是针对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任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救国”与之相抗衡。

这个口号把“攘外”和“安内”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强调要救国,又暗含消除异己的意思,显然比“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经提出,立即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任卓宣还时时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不要一心抗战,忘记“安内”。左翼知识界猛烈批驳叶青的“谬论”,直指他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有关高层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

1949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又代理部长,他奔驰往来于中国西南部,指导宣传业务,反复讲演反共问题并剖析对时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气。

到台之后不久,任卓宣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任教于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并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他仍然笔耕不辍,研究三民主义、撰写反共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

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任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

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XLW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

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

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

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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